吴兆民

中国自从隋炀帝大业年间(605-616年)开始有了科举(分科选举)，到唐朝便成了选拔官员的主要渠道，因此“文凭热”也跟着持续了1300余年。没有袭封机会的中下级官吏和平民的子弟，期望通过科举，实现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的抱负，或是获得干钟粟、黄金屋、颜如玉；即使那些已经处尊居显的官员，也想弄张“文凭”，以贴金脸上，光耀门楣。唐宣宗贵为天子，就曾自封为进士，在金銮殿的御柱上亲笔题名“进士李忱”。(柏杨《红尘静思·新科举坑道》)

    唐初的科举分为十科，以秀才为最；贞观年间改为以进士、明经为主，进士等级最高。当时制度尚不够完善，刚开始每榜仅录取30名上下，往往考试还没有进行，录取名单已基本确定。太和二年(828年)，崔郾受命在东都做主考官，一时冠盖云集。太学博士吴武陵策蹇而至，面对崔郾朗诵了一遍杜牧的《阿房宫赋》，要求崔取杜牧为头名，崔答：“前四名都已经定了。”吴武陵说：“邪就给第五名吧，不然就快把《阿房宫赋>还我。”崔郾马上拍板同意，并立刻向围观的各级官员宣布：“刚才吴教授以第五名惠赠了我。”有人对杜牧的品行提出质疑，崔厉声答日：“我已经答应了吴教授，杜牧即便是屠狗之辈也不能再改。”有入写诗讽刺当时的科举说：“东都放榜未花开，三十三人走马回。”(<太平广记·贡举四>，下同)

    因为未考先中，所以唐代科举考试中“走后门”现象十分猖獗，有权的用权，有钱的用钱，有兵的用兵。文宗和武宗年间，蔡铤和李岩士各带着一伙军兵争夺状元：被时人称为“对军解头”。陈子昂富甲一方，苦无关节可通，遂斥资百万购一胡琴，家中观者如山，他趁机散发自己的诗赋文章，一日之内名动京城，很快被建安王聘用，从此有了靠山。诗人王维，为了争个“状头(状元)”，也不惜身穿彩衣、怀抱琵巴，扮做艺人去走公主的门子。贫寒子弟为介绍自己，有的推车、有的挑担，把自己的文集、诗集预先给考官送去；考官家里堆积如山，就用来烧火做饭。无权、无钱、又不愿腆颜向人推荐自己的，虽满腹锦绣，反而可能与进士无缘，比如杜甫。   

    历史反复表明，腐败一旦形成了潮流，大权在握的官员中除极少品德高尚者，很少有人能够清介自持，要么同流合污，要么被潮流吞没。李德裕主持考试时，格外照顾寒门子弟，既不取悦权贵，更不阿附朋党，结果遭人嫉恨，门无宾客，后竟被贬官到宜阳。唐武宗(841—847年)时他复官为相，从此改弦易辙。会昌三年(844年)王起主考，放榜前去请示他，他说：“象卢肇、丁棱、姚鹄这样的人才，不录取行吗?”王起不敢怠慢，依次取为第一二三名。其实，这三个人不是他的私交，便是打通了他的关节的。

    唐代至武则天称帝时，“后门热”达到史无前例的高峰，贩夫走卒之属、目不识丁之辈、天涯亡命之徒，只要有靠山或是有钱，都可以弄个“文凭”，谋个官职，以至于“选人冗冗，甚于羊群；吏部喧喧，多于蚁聚”，庸才者得官以为荣，有才者得官以为辱。

    人事腐败是最大的腐败。因为选拔人才的机制长期腐败，待到李隆基驱逐武氏之后，发现竟无多少真正可用之才，明知李林甫是个奸邪之徒，也不得不委以重任，所谓的“中兴”仅昙花一现。安史之乱时他逃难到达四川边境后，喟然长叹：“可惜连具有李林甫这种才具的人才都找不到了。”(南怀瑾<论语别裁·摆虚架子>)盛唐从此走向下坡路，而“后门热”也伴随着唐朝走向了灭亡。

（摘自《杂文报》）